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先后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了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以及相关研究工作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要求，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新方向。

　　从边疆考古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突出特性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边疆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所涉地域范围的辽阔和文化内涵的丰富而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华文明是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升华的结果，边疆各民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就笔者从事边疆考古的实践来看，就是以实物证据证实边疆各民族在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发挥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是中华文明的滥觞时期，独特的文化基因在此时已经凸显。从旧石器时代中晚阶段到青铜时代有连续地层堆积的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遗址，作为中国北方地区距今5万年以来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最为完整的遗址，证实着早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遗址，作为中原庙底沟文化的后继者，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掘面积最大、遗迹保存最完整、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研究最为深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在仰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了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阴山脚下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中国北方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距今5000多年前同中原地区一道开始跨入了中华文明的门槛。

内蒙古金斯太旧石器洞穴遗址。　魏坚供图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通过对居延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结合以往出土汉简的研究，我们可以初步描绘出汉代边塞戍卒轮流值戍、施烟示警的军旅场景。从边塞将士在气候恶劣的苦寒边关“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的紧张、繁忙、艰苦的生活状态，到汉匈往来长城下，“六十年无烽烟之警”的边塞安宁景象，让后人联想到汉代边疆烽火连营、将士保家卫国的场面，牢牢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近年来，在内蒙古多个旗县陆续发现和发掘了100多座鲜卑墓葬，拓宽了对鲜卑考古学文化认识的视野，为建构早期鲜卑史、扩充鲜卑王朝史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用新的考古材料阐释了鲜卑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各民族不断融入，各民族之间持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华民族更强大，显示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彰显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生活器具和大量的精美壁画，反映了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术、佛教和景教等宗教思想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印证了唐至元代新疆地区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等问题，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新疆唐朝墩古城遗址出土器物组合。魏坚供图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通过对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明晰了遗址内三重城垣的布局、各部分宫殿的构筑方式以及民居房址、周边墓葬和包括铁幡竿渠在内的水利工程遗迹等遗存的特点，揭示了元上都文化融合的特质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元上都作为连接欧亚大陆各国的重要枢纽，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这座草原城市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巨大舞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溢彩流光，其彰显的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宏大气派的元上都，反映着中华民族多元开放的时代格局，而这种格局的底蕴也正是中华文明包容宽厚的和平性。

内蒙古元上都遗址中的大安阁建筑基址。新华社发

　　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华文明的肇始和演变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从而更好地面对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

　　加强新时代边疆考古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更深厚的底蕴。

　　新征程上，要加强边疆考古研究，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助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方面，发掘边疆地区文化遗产，通过实物资料丰富和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是当前考古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地域范围来看，边疆省份的国土面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从文化内涵来看，边疆考古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宋辽金元明清等各个阶段，大有可为。进入新时代以来，边疆地区的考古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从史前时代的金斯太遗址、通天洞遗址、庙子沟遗址、永兴店遗址等，到青铜时代的吉仁台沟口遗址、二道井子遗址等，再到历史时期的居延遗址、河泊所遗址、唐朝墩遗址、当雄墓地、元上都遗址等，多样性的考古成果备受瞩目，不断丰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另一方面，要构建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理清边疆地区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各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尤其是边疆地区，要不断构建和完善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将边疆地区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观察，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同时，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华文明，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考古工作者要勇担新时代赋予的新的文化使命，充分认识边疆考古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整合全国各地以边疆考古为主的研究力量，继续深化考古研究。加快推进边疆地区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表，推出综合性、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加快考古成果的转化和传播，将“小众文化”带进大众视野，让边疆考古成果更好走向社会公众，推动边疆地区文化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要持续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中关于边疆考古的课题。要拓展国际视野，树立国际眼光，立足边疆地区区位优势，深入推动丝绸之路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共同促进边疆考古繁荣发展。

　　(执笔：魏坚、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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