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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六年（1728年）秋日正午，西安鼓楼的日头正毒。一个书生怀揣密信，贸然拦住了川陕总督岳钟琪的轿子。

　　来人名为张倬，自称是奉老师之命，来给岳将军送信。

　　岳钟琪拆开信函，信中字句如寒芒游走：先称岳钟琪“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说清朝是“夷狄乘虚窃据神器”，还列出了雍正皇帝十大罪状，鼓动岳钟琪“乘时反叛”。信中署名为：“南海无主游民夏靓”。

　　岳钟琪确是岳飞后裔，他以汉官高升此职，诽谤、诬陷之事时有发生，这一切让他在官场上如履薄冰。雍正皇帝虽然对其信任有加，但民间反清势力却对岳钟琪心存幻想。

　　在岳钟琪看来，这封煽动谋逆的书信，已不是普通的江湖妄语，而是能杀头的铁证。

　　▲岳钟琪影视形象。（图片来源：《雍正王朝》剧照）

　　（一）

　　一场“密谋”浮出水面 

　　岳钟琪将情况上报雍正后，开始亲自审讯张倬。不料对方受尽拷打仍不肯吐露实情。

　　雍正接到奏折后，指示岳钟琪要使出“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让张倬说出实情。岳钟琪见硬攻不成，遂命撤去刑具，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同谋举事。

　　张倬见岳钟琪慷慨陈词，也就信以为真，终于供出原委：

　　原来，此人化名张倬，实为张熙，乃湖南永兴塾师曾静之徒。曾静，一落第书生，因读清初学者吕留良之书，受其华夷之辨思想影响，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否定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妄图鼓动岳钟琪起兵反清，恢复明朝，便遣张熙投书。

　　▲《驳吕留良四书讲义（论语）》书影。（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雍正接到密报后，急令人赴长沙捉拿、会审曾静，并特意叮嘱审问时要深挖邪说来源，争取让其心服口服、自行认罪。

　　他在给浙江总督李卫的密谕中点破深意：此案恰可昭示天下以证帝王清白。从缉拿方案到审讯策略，每一步皆是在雍正亲自指挥下展开。

　　▲岳钟琪为曾静等谗言自辩奏折。（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曾静煽动谋反，论罪当诛。不料他进京后并没有押赴菜市口，而是被送到雍正面前。

　　雍正摒弃刑具，与曾静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辩论”。从华夷之辨到民生赋税，逐条辩驳了曾静的狂言妄语和各种诬陷。

　　最终在帝王威仪与怀柔手段交织下，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并写下悔过自新的《归仁说》，痛陈自己误信吕留良邪说之过，歌颂雍正的圣德。

　　▲影视剧中，雍正批驳曾静的场景。（图片来源：《雍正王朝》剧照）

　　（二）

　　《大义觉迷录》成书颁布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下令将与此案有关的全部谕旨、审讯记录、口供记录等编辑在一起，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共分四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

　　成书后，雍正又令刊刻并发行至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

　　《大义觉迷录》以雍正的一道谕旨作为开篇，系统梳理历代“夷夏之辨”的流变，强调王朝正统在于德政而非血统。直指吕留良的错误言论为祸根，揭露其学说将地域差异偷换为道德优劣的谬误。

　　▲《大义觉迷录》书影。（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对于曾静“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等论调，雍正给予了驳斥：“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通过援引儒家文化中的圣贤作为论据，认为华夷之分不应以地域划分，而是应当看重君王的德行，有德之君才能胜任统治之位。

　　在雍正看来，德政是立国之本，他深刻阐释道：“盖生民之道，唯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因此一再强调天命所归必以德行为根本准则。如果一个人德行卓著足以治国，上天自会庇佑其成为君主。

　　▲《雍正帝读书像》轴，清，宫廷画家绘。（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此外，雍正进一步指出：“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观？”认为现在是“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

　　（三）

　　大义觉迷，醒世之作 

　　雍正在驳斥华夷之辨、强调清朝得统之正的同时，又明确提到了一个重要思想——大一统。这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我朝之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

　　雍正还列举了清朝一统天下的功绩，指出“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这也成为瓦解地域偏见的实证，使狭隘的华夷观在煌煌大一统面前黯然失色。

　　▲清时期全图，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雍正对于各民族关系的认识，其实也是皇太极治国智慧的延续。《清太宗实录》中早有精辟论述：“譬诸五味，止用酪则过酸，止用盐则过咸，不堪食矣。唯调和得宜斯为美耳”。而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挥就的墨迹，将抽象理念化作可触摸的历史逻辑，让“天下一家”的族群观念深入人心。

　　正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所指出：明清之际，社会舆论中普遍存在用“华夷之辨”来强化族群对立的论调，清政府对此竭力驳斥。雍正专门作《大义觉迷录》指出，“夷”字是方域之名，并无贬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是“万世不易之常经”，而“类聚群分、乡曲疆域”的“华夷之辨”则狭隘之至。天下之君，有德者居之，无须分别华夷。清朝关于“天下一家”的论述，与日后“中华民族是一家”的观念有契合，有助于破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狭隘政治观念。

　　几百年过去，重读《大义觉迷录》，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务实的气度——没有一味神话君权，而是将王朝正统性系于“修齐治平”的实践：编撰《古今图书集成》熔铸文化血脉，推行“摊丁入亩”夯实民生基础，设置驻藏大臣贯通政令血脉……

　　可以说，《大义觉迷录》这部典籍的精神早已超越文字本身，书中强调的“大一统”、“天下一家”等思想理念，至今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征程中铮鸣不息。

　　（作者简介：任媛，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胡艳霞，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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