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是记述逝者生平事迹的石刻，表达亲友对逝者的缅怀与纪念之情。伴随考古发掘，北方地区出土了许多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墓志，从中可以窥见各民族迁徙往来、互动交流、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

　　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唐代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彩绘驼夫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反映联姻通婚

　　吐谷浑最初为活跃在东北地区的慕容鲜卑的一支，283年，部族首领吐谷浑率众西迁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在此游牧二十余载后，选择继续迁徙，最终到达枹罕（今甘肃临夏），定居在甘青河湟一带。其孙叶延以吐谷浑之名为国号，建立了吐谷浑政权。在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南营镇青嘴喇嘛湾一带，发现了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其中，弘化公主墓志（《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记载，弘化公主是唐太宗之女，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嫁给“青海国王勤豆可汗慕容诺贺钵”，死后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今武威青嘴喇嘛湾）。

　　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一带，历经南迁西下，于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北魏孝文帝积极推进鲜卑贵族与中原汉族通婚，孝文帝墓志显示，他有12位汉族妃子，其中7位来自汉族门阀世族之家。她们入宫后，传播中原地区的伦理观念和生活方式，加速了北魏汉化进程。此外，北魏还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与西域的联系。例如，《魏帝先朝故于夫人墓志》（《于仙姬墓志》）详细记录了北魏文成帝夫人于仙姬的生平事迹，其中提及于夫人是西域于阗国主的女儿，“虽殊化异风，饮和若一”。

　　唐代，中亚地区的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东行，部分粟特人定居下来，融入当地。宁夏固原发现了多座隋唐时期史姓粟特人家族墓，其中，《史诃耽墓志》记载，史诃耽的妻子张氏是南阳郡西鄂人，张氏的父亲张玄曾在兖州任城县令。《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慕容将军是鲜卑人，他的夫人武氏“封平阳郡夫人，武周魏王承嗣之孙，太仆寺卿燕国公延寿之女”。可见，当时族际通婚现象比较普遍。

　　见证边疆治理

　　秦朝建立“大一统”王朝以后，历代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采取了设官职守、屯田、驻军、移民等多种举措。墓志印证了这些制度的实施，完善了史书以外的很多细节。

　　《唐故朝请大夫广州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扶风县开国子马府君（骏）墓志铭》（《马骏墓志》），丰富了唐朝与吐蕃和亲的历史信息。《马骏墓志》出土于陕西西安灞桥区洪庆镇路家湾村，其中记载：“君讳骏，扶风人……解巾授左领军卫翊府长上。后为和蕃使、鸿胪卿杨弘矩所籍，奏以偕行。”由此可以推断，马骏曾随杨弘矩承担和蕃使命，是护送金城公主入藏。墓志还显示，马骏历任陕州芮州府左果毅都尉、岐州山泉府右果毅都尉、宁申忠三王王府典军、郴州长史、广州长史等职。其他相关人员官职等信息也通过《马骏墓志》得到补充。

　　《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太郡麹氏墓志铭》反映了唐朝对西域的治理。该墓志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全文约900字，以楷书书写。其中提及，麹氏是高昌王室，她的丈夫左卫大将军张雄“本南阳白水人也”，为躲避战乱，从敦煌迁居高昌，“因家遂久，避代不归，故为高昌人焉”。张雄曾协助高昌王麴伯雅进行改革，并率军平定政变，被授予左卫大将军之职。张雄去世后，麴氏举家迁往中原地区，他们的儿子张定和、张怀寂在唐朝任职为官。麴氏去世后，唐朝诏封其为“永安太郡君”，以表彰其深明大义、教子有方。在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张怀寂墓志》记载，永徽年间（650年—655年），张怀寂回到故乡，受到都督麴智湛赏识，“奏授本州参军”。张雄夫妇及其后人为加强唐朝在西域的治理作出了贡献，他们去世后也都安葬在他们曾经守护的热土。

　　《唐故回纥赠天水郡王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体现了回纥对唐朝的认同。该墓志记载，李秉义是回纥人，他的父亲移建啜在唐玄宗时期“瞻风入觐，竭节为臣”，因对唐朝非常忠心，“封为崇义王，仍赐姓李”。李秉义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痛贼臣之负国”，积极参与平叛，授勋官，宝应元年（762年）“授左武卫将军”。此外，《葛啜墓志》记载，回鹘王子葛啜的父亲车毗尸特勤，曾率领回鹘军队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立下战功。葛啜于贞元十年（794年）入朝，在长安鸿胪寺“享兹荣耀，光于蕃部”，受到礼遇。他病逝于长安，受到高级别的葬礼，“礼无其阙”。

　　《元晖墓志》 来源：西安碑林博物馆

　　体现文化认同

　　主动认同中华。如，在唐朝前期，入华粟特人往往指明先祖来自西域。刻于唐初的《康阿达墓志》记载，“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刻于永徽四年（653年）的《安延墓志》记载，“望重玉关，族高昆岳”；刻于咸亨元年（670年）的《史铁棒墓志》记载，“若夫曾构巍峨，西峙昆仑之阜”。随着入华定居日久，粟特人通过追溯华夏人文始祖、借用郡望或改姓等方式，改写家族世系，加速融入中原社会。刻于仪凤二年（677年）的《康君夫人曹氏墓志》记载，“夫人曹氏者，沛郡谯人也，汉相曹参之后”；刻于元和二年（807年）的《曹乂（yì）墓志》记载，“府君讳乂，字元意，周成王母弟叔铎之后”。

　　主动践行儒家伦理。如，《魏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雍州刺史文宪元公墓志铭》（《元晖墓志》）记载，元晖是北魏昭成帝六世孙，“幼涉经史，长爱儒术”。《大魏征东大将军大宗正卿洛州刺史乐安王墓志铭》（《元绪墓志》）记载，元绪是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曾孙，“涉猎群书，偏爱诗礼”。《魏直阁将军辅国将军长乐冯邕之妻元氏墓志》记载，冯邕之妻元氏“醴备温恭，聪慧在性”“饮膳之味，在调必珍，文绣裁缝，迳手则丽，三徙之流，莫不遵其风教”。《康延愿墓志》记载，生活在西州的粟特人康延愿“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他“以立性高洁，禀气忠诚，泛爱深慈，谦让为质。乡邦推之领袖，邻田谢以嘉仁”。

　　主动运用传统文化。如，在墓志字体上，多用篆书或楷书。在墓志形式上，北魏多采用正方形或长方形石质形制。在墓志装饰上，隋朝粟特人《史射勿墓志》用篆书书写，四周装饰卷草纹带，四刹纹饰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间有山峦与云纹，四边分布有忍冬纹带，志石四周为十二生肖图像。在墓地选址上，五代时期粟特人《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何公墓志铭》记载，“卜其宅地兮广茔藏事，乌兔助坟兮旌其孝志”，意思是通过占卜选择坟地，祈求日月护佑坟茔，这显然是受到中原丧葬文化影响。此外，墓志文体也从最初简单的“墓志”“墓记”“铭”发展为相对规范、要求较高的“墓志铭”，且文风与书法具有一定水准。

　　总之，北方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墓志反映了历史上各民族通过政治整合、经济互动、文化交融等方式融入中华的过程，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材料。要做好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研究阐释、开发利用等工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史料支撑。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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